该重视城市贫困研究了(zz)

　　 今天的中国，同时兼有着城市贫困与农村贫困两个方面的挑战，而农村贫困正在加速向城市贫困转移。要确保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展，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

　　当一个社会趋向于更加重视弱势阶层，更加重视通过对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来达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对贫困的研究就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门学问。

　　城市贫困研究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新学科，在许多国家，该研究已成为城市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在美国，对城市贫困的研究经历了几起几落，逐渐成熟。南北战争前，美国人并不认为贫困是个问题，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大量无人耕种的土地。他们普遍认为，只要肯吃苦，肯付出，就不会没饭吃，就不会贫困。只是在工业化起步，大量农民和移民涌进城市后，贫困才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关注城市贫困的是一些记者和学者。他们去亲身体验了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的贫民窟生活，而后写成报告。1890年，雅各布·里斯出版了《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有关纽约廉租公寓中的生活的研究》；随后，布雷肯里奇等人也发表了有关芝加哥廉租公寓的调查报告。这些最初的调研使城市贫困开始进入科学研究的领域。特别是在1904年，社会学家罗伯特·亨利出版了《贫困》一书，被称为“所有美国富裕成年人的必读书”。亨利认为，大多数人的贫困不是个人造成的，而是社会造成的。他为美国贫困写下了经典性定义：“贫困即缺乏适当的食物、住所和衣物。”

　　上世纪60年代后，美国种族歧视问题更加尖锐突出，黑人贫困不断引发社会动荡。当时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贫困与城市化的进程迅速融合在一起，使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出现了贫富分裂的现象。迈克尔·哈林顿在《另一个美国》中这样写道：1962年对城里的穷人而言，警察就是逮捕穷人的人。在几乎所有的贫民区里，都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反叛，用于对抗法律和秩序的力量。

　　城市贫困很快就与“选票政治”结合在一起。在1961年的就职演说中，肯尼迪总统有句名言：“一个自由的社会，若不能帮助多数穷人，也就无法拯救少数富人。”两年后，他提请国会把反贫困提案纳入新的立法计划之中。

　　政府与学界在城市贫困问题上的互动，推动了很多政策层面上的创新。比如，基于相关研究，联邦政府于1964年提出了“城市贫困线”的概念，贫困从此有了具体的标准。

　　贫困线主要由两个数据来测定，一是某一城市中一个特定家庭（比如3口或4口之家）每年保持足够食品的最少花费；二是这一特定家庭的总收入中能够用于购买食品的钱有多少，二者之差就是政府提供补助的依据。

　　对贫困线的测定只是城市贫困研究的一个具体成果。随着研究深入，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大，城市贫困的起因、贫困人口的构成、贫困的持续性、贫困家庭的结构、相对贫困度、外来移民贫困化，以及贫困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等，都成为研究课题。近年来，这样的研究还更加具有长远性和预见性，并为政府制定福利、救济和其他相关社会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有学者依据一些数据，把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比作美国的1910年代。这意味着，中国已开始面临城市贫困的严峻挑战。不过，以往中国学界对贫困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对城市贫困的研究相对薄弱。

　　亚洲开发银行专家组的报告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因此，中国政府在制定有关政策时，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如何消除农村贫困。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相当多的城镇人口陷入其中。

　　现在，该是我们高度重视城市贫困研究的时候了。今天的中国，同时兼有着城市贫困与农村贫困两个方面的挑战，而农村贫困正在加速向城市贫困转移。要确保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展，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

再談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zz)

by王志浩

　　在筆者之前撰寫的《中國收入不平等有多嚴重？》一文中﹐我們介紹了對中國收入不平等問題的部分國際研究﹐他們的研究認為﹐城鄉收入差距可能有所夸大﹐並且﹐農村內部和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比城鄉差距更為嚴重。在這一部分中﹐我們將向大家介紹對這些修正主義觀點的反對意見﹐以及中國所採取的相應扶貧政策。

部分學者仍然認為﹐城鄉收入差距令人憂慮

　　世界銀行（在一份未公開的研究報告中）指出﹐2003年城鄉之間收入差距佔總收入差距的40%。城鄉收入差距仍然十分嚴重。同時城鄉之間生活水準的差距也很大。

　　美國密西根大學的Albert Park對《中國收入不平等有多嚴重？》中介紹的觀點所使用的數據提出質疑。他舉例說明﹐農民工的工資水平並不比城鎮居民低出很多。他以2005年收入調查數據為例﹐証明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是城鎮居民工資水平的80%（而不是Sicular和其同事所採用的60%）。因此﹐城鎮工資收入數據被高估的程度並沒有那麼Sichular所認為的那麼大。 Park認為﹐農民工工資水平不那麼低的原因在於﹐農民工工作時間更長﹐需要負擔的家庭成員數量較少﹐而且﹐失業的可能性較低。

　　對此觀點我們持有疑義。收入水平是決定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如果農民工必須通過長時間工作獲取報酬﹐那麼他們的工資水平或許真有什麼地方是不平等的。而且﹐一般情況下﹐農村家庭人口數量一般都多於城鎮家庭﹐因此不知“需要負擔的家庭成員數量較少”的判斷從何而來。並且Park所引用的收入調研數據認為﹐農民工只將其工資的6%匯回﹐這一比例之低令人感到難以置信。其他研究發現﹐農民工匯回其收入的30%或者更多。

　　更有分量的批評在於﹐報告第一部分提及的觀點未能對城鎮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務和養老金價值進行調整。這一問題Sicular等人承認存在﹐但由於沒有相關數據﹐他們未能找到解決辦法。據Park估算, 城鎮居民享受的這類福利相當於增加30% 的工資﹐比重很大（參見‘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hina’ in ‘China urbanises: consequences, strategies, policies’, 世界銀行﹐2008）。此外﹐農村家庭的醫療保障負擔更大﹐教育質量也不能與城鎮相比。這一點在某種方式上比較隱諱﹐在調整後的收入數據中體現不出來。

　　總之﹐以數種方式衡量﹐農村家庭的收入水平要低於城鎮家庭﹐但二者的收入差距不像官方數據揭示的那麼大。主要的差距可能體現在享受的服務方面（而不是工資收入）﹐這些服務顯然構成了生活質量的重要內容。以上我們介紹了國外學者就中國收入不平等問題所作的一些研究﹐但在很大程度上﹐爭論雙方對於中國所採取的縮小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政策措施均持認同態度。

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

擴大農村投入
　　當前﹐真正的貧困主要集中在農村。這一點沒有異議。但是﹐如果假定農村的貧困是普遍的（這是城鄉差距是最大的收入不平等觀點的簡單推導結論）﹐那麼解決辦法很簡單﹐就是增加農村地區的資金投入。事實上﹐近幾年政府在這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氣。

　　對農村加大投入的措施分幾個領域進行。這裡我們看看世界銀行的相關報告所做的總結（‘Mid-term evaluation of China’s 11th Five Year Plan’﹐2009年3月）：

　　1.農村合作醫療保險。 關於這一題目我們曾經撰文提及﹐新農村合作醫療已在全國農村大面積舖開﹐但資金投入仍顯不足。目前平均住院費用可報銷比例在15%-30%之間﹐其余花費仍需農民自己承擔。

　　2.增加農業補貼。2009年﹐中央政府在上年較大幅度增加農業補貼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加大良種補貼標準﹐擴大農作物種植補貼范圍﹐大規模增加農機具購置補貼﹐加大農資綜合補貼力度。我們在圖1 中比較了2004年和2008年的農業補貼力度。同時﹐國家糧食收購規模自2004年以來呈5倍增長。

　　3.逐步改革農村土地機制。最近四五年來﹐農村家庭可以合法出租耕地。2007年世界銀行進行的一項調研顯示﹐耕地準予出租後﹐土地收益提高了60%。新增收益中的三分之二為受租人所有（主要進行商業化耕種）﹐三分之一由出租土地的農民獲得（農民自己通常進城務工）。2008年10月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沸騰的輿論顯示中央準備簡化相關手續﹐加速農村土地流轉進程﹐增加農民的土地權益保護。但是次會議通過的決議卻只字未提農村土地流轉問題。不清楚會後是否發生了較大轉變。

　　4.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近幾年國家發改委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詳情見圖2）。根據官方統計﹐半數農村家庭用上自來水。農村電網建設和道路建設投入力度加大。官方數據顯示﹐當前4萬億政府投資計劃中﹐15%將安排用於農村地區基礎設施投資。

　　農業和農村地區總投入從2005年的34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61億元﹐接近翻倍增長。但是﹐在政府總支出中所佔的比重卻仍為9%未變。

加大對貧困群體的扶持力度

　　目前﹐以上措施中的大部分取得成效﹐尤其是有助於改善城鄉居民享受公共服務不平等的局面。但“撒胡椒面”式的投入可能導致財力的浪費。如果城市和農村內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於城鄉之間不平等程度的觀點成立﹐則需要精心策劃資金投入的領域和方式。首先要找出貧困者﹐需要深入調研每一個家庭﹐找出經濟條件欠佳者﹐實施目標明確的補助。即便是發達國家的政府也不能成功地做好這項工作。但中國在這方面取得了良好進展。

　　中國的扶貧項目的具體落實程度有所改善。1999年最低社會保障制度覆蓋了所有城鎮地區﹐並從2007年開始覆蓋農村地區。這是一項很大的成就。低保機制通過一定的程序確定低收入家庭﹐向其定期發放一定金額（不同地區標準有差異）的生活補助。截至2007年底﹐如表1所示﹐農村地區共有3,450萬人獲得低保保障﹐每月獲得70元現金補貼。另有30萬超低收入群體﹐可以獲得特困家庭保障。而且﹐補助金額在逐步提高。

　　但低保制度並非盡善盡美。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都陽幾年前進行了一項調研﹐他發現﹐現有享受低保補助的家庭中有42%其實不具備資格﹐而符合低保條件但未獲得保障的家庭佔所有符合條件家庭的49%。其他國家的類似保障機制也存在著類似問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另一個問題是未能滿足低保要求的低收入者不會收到任何補助﹐而獲得低保者不論其貧困程度﹐均獲得相等金額的補助。此外﹐還有人擔心﹐低保機制缺乏激勵受助者重新就業的機制。還有人提醒中國吸取美英等發達國家福利制度的教訓﹐以防形成福利養懶漢行為。但是﹐鑒於目前大部分情況下低保是對收入水平有限的家庭的補助﹐而且金額也不高﹐因此對中國來說﹐目前擔憂社會救濟“養懶漢”尚且過早。不過﹐到未來某一個時點﹐需要留意這個問題。

教育是改善貧困的關鍵

　　低保及類似救濟機制只是權宜之計﹐而不是解決貧困的根本辦法﹐消除貧困的根本是勞動者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其中﹐教育是關鍵。世界銀行Luo Xubei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學Zhu Nong所作的研究（‘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 race to the top’, 2008)）發現﹐受教育程度是決定收入水平的一個關鍵因素。他們發現﹐中國擁有初中以上學歷的人口中﹐只有2%生活在官方貧困線以下﹐而全國平均的貧困線以下人口比例為10%。

　　中央政府計劃於2010年前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免費的九年義務教育。目前尚未看到關於該項目進展狀況的獨立研究報告。官方報告顯示免費義務教育取得巨大進展﹐但一些來自民間渠道的消息則喜憂參半：部分地區免費義務教育普及成效顯著﹐但在一些地區﹐家庭仍須承擔一定的教育費用。官方數據顯示全國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9.5%﹐但部分農村地區仍存在著輟學情況﹐使兒童得以完成初中教育也是一項艱巨任務。某些地區已開始探討將免費義務教育延伸到高中階段。

（或許）可以重新設定貧困線標準

　　根據官方數據﹐2007年中國共有4,32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1,480萬人屬於“絕對貧困”人口。 但官方數據或許低估了貧困問題。由於早期制定的貧困線標準非常低﹐而且貧困線的調整嚴重滯後於收入增長速度﹐使得中國的貧困人口規模看上去較小。如果以國際貧困線為準﹐中國貧困人口將達到8,000萬人。

　　據報道﹐國務院正在考慮將貧困線標準調整為國際通行的日收入低於1美元（其中美元為以1993年美元匯率為基準的美元‘購買力’）﹐ 按年收入計算的話﹐貧困線將由1,067元上調到1,300元。當然﹐貧困人口翻倍多少有些尷尬﹐但此舉清楚地表明﹐北京將正視貧困問題。而且也會使扶貧減困工作的目標更為明確﹐是應該前進的方向。

（作者王志浩博士(Stephen Green)是渣打銀行中國區研究主管。本文所述僅代表他個人觀點。渣打銀行保留該報告版權。）

世行报告称中国减贫要转变观念（zz)

Reuters

一位求职者今年3月在武汉举行的一场招聘会上查看公司信息

　　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周三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历史性的经济崛起使5亿左右的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只是保持这样的增长还不能算是完成了任务。

　　

　　尽管世界银行对中国多年减贫纪录的回顾完成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份报告却增大了中国政府加强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医疗和教育覆盖面的压力。

　　近几十年来，中国在脱离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很多社会公益服务被废除了。随着政策制定者意识到这种缺失已经阻碍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开始重建社会公益服务。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该报告主要作者之一Shubham Chaudhuri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说，强劲的增长仍是必要的，但只有增长很可能就不够了。他说，这是大部分国家在向中等收入过渡时都会面临的挑战，中国只是更早而已。

　　Chaudhuri说，对中国很多贫困人口来说，问题并不是整体经济增长得还不够快──尽管最近有数百万人被裁员，而是无论增速快慢，他们都不能从中受益。

　　

　　中国的贫困人口是这样的工人：没有接受过让他们可以获得一份更好工作的教育，或是家庭经济状况已经因一场急病而毁于一旦。

　　

　　Chaudhuri说，政府面临的挑战是要想办法让贫困人口能够利用中国充满活力的经济带来的机会。

　　

　　中国政府本周公布了全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新的细节。温家宝总理上个月也表示，扶贫对象覆盖4000多万人，这标志着中国扶贫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

　　

　　温家宝还说，今年中国将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学者们很长时间以来都在批评中国官方贫困线低得脱离了现实，提高扶贫标准是对此作出了让步。

　　

　　据北京智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估计，2005年中国合理的贫困线应为人民币1,147元，较当年683元的官方农村贫困线约高68%。世界银行的报告也建议中国政府提高官方贫困线。中国的官方贫困线属于发展中国家较低的。举例来讲，中国的水平不足世界银行按照国际购买力标准提出的每日1.25美元的一半。

　　

　　不管使用哪种贫困定义，中国的成就都是令人瞩目的。1981年-2004年，中国约有5亿人脱贫，而极端贫困（缺衣少食）的现象几近消除。世界银行报告的作者们表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令这么多的人口脱贫，这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的进步并非一帆风顺。报告作者们的分析显示，有两个时期（1990年-1993年，1999年-2003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实际上减少了。作者们写道，这反映出低收入人口受经济周期和政府农业政策转变的影响更大。

　　

　　这还表明，如果政府希望在减贫方面继续取得进步的话，就必须更多地关注那些能直接提高居民家庭收入的政策。Chaudhuri说，这确实需要观念上的转变。

IPASA之家开张啦！！

　　亲爱的们，我未向大家咨询意见就先简单弄了现在的博客，以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建设它吧，把这里当归属之地看~~以后这里每周会贴出协会的下周活动安排、学术文章推荐及与反贫困相关的最新消息，欢迎大家踊跃灌水，百家争鸣！！

　　今天晚上协会隆重迎新了，HAPPYING~~可惜没有带相机，未能获得历史性的影像留念。下次再照一些全家福吧，并做一些人员介绍。大家加油！！